共同富裕 | 周报：听名家谈共同富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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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和基础，要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加速社会流动
“再次，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要叠加发力。国际上通常把0.4的基尼系数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党的十八大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以及基尼系数都有所下降，但这个下降趋势已趋于平缓，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保持在0.46左右。事实上，初次分配的作用是有限度的，不太可能把收入差距降到0.4以下。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经验看，初次分配后的基尼系数大多在0.4以上，有些甚至超过0.5。之所以它们最终的分配结果都在0.4以下，有的甚至能达到0.3以下，是因为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实现了再分配。我国已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发展阶段，再分配应该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手段。”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要破除妨碍劳动力、人才社会性流动的体制机制弊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人口流动，主要是横向流动，比如农民工从原来务农转移到非农产业，以此进入小城镇、中等城市、大城市、沿海地区。当然，在横向流动中也有纵向流动，比如收入和社会身份的提高，以及职业和岗位提升等。这得益于整体教育水平改善速度非常快，普及九年义务教育、高校扩招让更多的人接受了更高水平的教育，同时也因为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变化迅速，蛋糕做得既大且快。
随着我国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劳动力的流动速度放慢。在这个时候，更应关注社会性流动。如果没有切实的手段，社会性流动容易变成零和博弈，相当于挤一辆公共汽车，你挤上来我就掉下去，这种现象会导致社会凝聚力的下降。中央提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核心就是加速社会流动。
如果按收入将居民分为五组，从宏观上看，要求每组的收入都不断提高，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就谈不上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从微观上看，每个家庭的收入也要不断增加，这是过去的一个重要特点，今后要避免出现零和博弈的现象，就意味着不能造成一些家庭的收入改善速度明显慢于其他家庭的情况。从中观上看，很多家庭可以从低收入群体或次低收入群体不断跨入更高的收入组。收入组别的跨越是社会流动的内涵，也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关键。在此过程中，主要应该关注脱贫后的农村人口收入提高、进城农民工市民化、让老年人过上中等收入生活等三个重要方面。”
我国鼓励和保护的是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致富，收入调节与宏观调控合理且必要
“再次，应当认识到，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无论是一部分地区的富裕还是一部分人的富裕，都是指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而致富。假定有的地区依靠乱开采资源，置生态环境于不顾而增加了收入，那么这种致富与国家有关环境保护、资源保护的法律是不相容的，这种致富不仅是不正当的，而且必将贻害社会，也不可能使本地区持久富裕下去。假定有些个人不是依靠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而增加了较多收入，那么这种致富也必然与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政策相抵触，这种致富不仅是不正当的，对社会有害，而且也不可能起到带动另一部分人致富的作用。
我们之所以鼓励并允许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是因为既考虑到共同富裕是一个逐步实现的过程，富裕必定有先有后，有快有慢，又考虑到一部分人的先富对其余人来说有积极的示范作用。但示范作用唯有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才能发挥出来。不依靠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而致富，是不可能有积极的示范作用的。”
“共同富裕的第二种含义是指：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有所缩小，即使是按劳分配的收入、靠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得到的收入，也不至于差距过大。”
“在市场机制之下，个人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是不可避免的。当然，个人收入差距的扩大并不一定不合理。比如，由于个人劳动努力程度不同和劳动熟练程度不同而引起的收入差距扩大，具有合理性；又比如，即使在合法经营前提下，经营者也会因承担风险程度的不同和经营能力的不同而在收入上有差距，这种收入差距也有合理的因素。但不能否认的是，个人收入差距的偏大如果来自机会的不均等，或者来自现行政策所允许的非劳动收入部分（包括雇工经营收入、股息收入、股票升值收入、债券利息收入、租金收入、存款利息收入等），就不能被认为是合理差距。
前面已经指出，共同富裕的第二个含义是要缩小人们之间在收入分配方面的差距，使收入差距不至于过大。对于个人收入差距的不合理部分，固然要设法予以缩小，即使是个人收入差距中的合理部分，从共同富裕和维护社会安定的角度来看，避免这种收入差距过大也是必要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收入调节的目的正在于此。”
“为了实现第二种含义的共同富裕，政府对个人收入的调节是必要的。政府进行这种收入调节的依据有二：
第一，政府之所以应对个人非劳动收入中超过一定数额的部分征税，是因为这些非劳动收入归根结底由劳动者创造。
第二，政府之所以应对个人劳动收入中超过一定数额的部分征税，是因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个人的劳动收入并非唯一取决于个人的劳动数量和质量，资源状况、生产条件、价格水平的不同也会使个人的劳动收入产生差距。
可见，无论是个人的非劳动收入还是个人的劳动收入，只要超出了一定的数额，政府就有理由征收个人所得税或收入调节税。由个人的非劳动收入或个人的劳动收入积累而成的财产，在继承或转移时，如果超出了一定的数额，政府也有理由征收继承税或财产转移税。”
“第一，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和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这样，企业作为资金投入和再投入的主体，不仅有了主动性和积极性，而且也有了自我约束的能力。要使低收入地区早日走向富裕状态，必须找到可以促进本地资源同外地资源有效结合和长期结合的形式，这种结合不是依靠行政性措施就能巩固的。如果低收入地区的企业缺乏资金投入和再投入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不能从经济利益出发选择与外地合作的方式，那么，不管这些地区有何种资源优势，这种资源优势都是潜在的，而不是现实的。
第二，要逐步解决低收入地区资源价格偏低，以及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偏高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通过两方面的改革措施来解决。一是调整资源价格与加工制成品价格的比例，使资源价格逐渐趋于合理。二是深化流通体制的改革，疏通流通渠道，减少由于流通阻塞而导致的商品积压和交易成本偏高的现象。一旦资源价格趋于合理，流通渠道通畅了，本地资源的利用就将趋于合理，本地资源与外地资源的结合也将转向有效、长期的结合，低收入地区的发展速度将加快。
第三，要建立适合于本地区经济发展的宏观经济调控系统，政府要善于运用各种经济调节手段来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低收入地区的经济中经常发生一些奇怪的现象：一方面，收入低，积累少，而另一方面，有相当多的收入用于同陈规陋习、封建迷信有关的不合理消费支出；一方面，资金严重不足，而另一方面，不少资金用于兴建楼堂馆所之类的非生产性投资。如此种种都表明有必要建立与完善宏观经济调控系统，并辅以必要的行政措施。”
“第一，对个人从事股票投资的“事前调节”。为防止个人在这方面获得的收入过高而采取的措施，如规定任何个人持股在某一企业股份总额中的最高限额（比如千分之五或千分之十），属于“事前调节”。此外，规定某些行业或企业只能由公有经济单位持股，规定某一可以向社会上的个人出售股票的企业股份总额中个人股所占的比例，这些也属于“事前调节”。
第二，对个人雇工经营的“事前调节”。比如，可以对雇工的待遇、劳动保护措施、福利状况做出规定，这也有助于防止雇主收入过高。
第三，对个人承包、承租收入的“事前调节”。第四，关于工资标准的“事前调节”。总的说来，我国职工工资标准偏低，而且等级差别偏小，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可以进行“事前调节”。这里所说的“事前调节”是指制定工资标准与工资级差时应当遵循的原则。复杂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固然要高于简单劳动者的工资收入，但二者收入之比应当适当小于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之比。对工资标准和工资级差的这种“事前调节”，是合情合理的。
第五，关于兼职收入的“事前调节”。从长期来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应当把职工的精力和聪明才智引向做好本职工作，从本职工作中获得与其劳动数量与质量相称的收入。这既有利于经济发展，也有利于收入分配的协调。”
共同富裕要从各方面扎实推进
新时代促进共同富裕，需采取有效举措扎实推动。要着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推动更多低收入人群迈入中等收入行列，形成橄榄型社会结构；要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健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等方面的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要依法保护合法收入，规范和调节高收入，清理规范不合理收入，促进各类资本规范健康发展；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在提高居民收入、消费、教育程度、健康状况、住房条件等的同时，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社会融入程度、工作满意度等，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要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深化农村改革，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促进城乡融合，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增强乡村发展活力，促进城乡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民营企业发展和市场化带动的城市化本身，就可以缩小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企业家和雇员应该是共赢关系
“第三，我们看一下地区间收入差异，就是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来看的地区差异。这个图是各省人均GDP从1952年到2019年的数字，我们从这个图上看很清楚，如果按照人均GDP算的话，改革开放之前的地区差距要比改革开放之后大。”
“我用的另外的一个指标是变异系数，即人均GDP的标准差除以人均GDP。变异系数等于零意味着地区间没有差异，变异系数超过零越大差异越大。这个图形给我们的信息跟刚才基本都是一样的。我们看到这一条红线，在1978年的时候地区人均GDP的变异系数是最高的，之后在下降到1989年，然后上升，2002年又开始下降，最近两三年又有所上升。总体来讲，我们看到了从人均GDP衡量的话，改革开放前地区之间的差异大于改革开放之后的差异。”
“这里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中国的地区差异更大程度上是农村之间的差距，而不是城市之间的差距，城市之间的地区收入差距比较小。这意味着，民营企业发展和市场化带动的城市化本身，就可以缩小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我们前面看到的人均GDP这个差距的缩小很大程度上与城市人口比重的提高有关。城市人口占的比重越大，地区之间的差距越小，这个当然也与民营企业的贡献有关。”
“同时，我还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我们一般认为财政支出用于再分配，所以应该是减少收入分配的差距。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情况并不乐观。我们看到2001年财政支出占GDP比重越高的地方，收入差距越大。2013年的情况也类似，直到2017年政府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与这个地方基尼系数平均起来没有什么关系了。希望以后可以有进一步的改善，就是财政支出占比越高的地方，基尼系数应该是越低，才越好。”
“恰好有了这些企业家，不仅为一般人创造了工作机会，而且提高了收入水平。你在为一个高能力的老板工作，你挣得钱当然要比低能力的老板下面工作要挣得多。这就是为什么企业家精神越发扬光大的地方，工作机会越多，人均收入越高。企业家和雇员并不是对立的。所以我反复强调企业家创造财富，同时就是给其他人创造收入来源，不是先有蛋糕而后分配。
一个企业家要赚钱，首先要保证消费者满意。人类进步的很大一块，就是我们经济学家说的“消费者剩余”，即你出的价格比产品带给你的效用小。这是没有办法衡量的。1993年大哥大（手机）3万块钱，现在苹果手机几千块钱，功能有多大的变化？其次是保证工人的收入。工人工资是合同规定的，老板如果不发工资，工人可以去告。即使企业破产了，最后企业清算的时候首先要保证工人工资的偿还，老板没有优先权。只有工人挣钱，企业家才能赚钱。
一个企业家能够赚钱意味着为社会创造财富，这个财富是落实到每个人身上的，可能是工人的工资，也可能是别人的租金，供应商的货款。所以我们要正确地理解市场经济这个体制本身是怎么运作的。不是说有了蛋糕我们怎么样分配，企业家拿多少，工人拿多少。越有能力的企业家，给工人带来的好处越大。企业家之间竞争越激烈，工人的谈判砝码越大。”
“我要强调一点，我们过去的企业家，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主要是套利型的企业家，他们对机会很敏感，能发现市场上赚钱的机会，然后利用这个机会自己赚钱也为社会创造财富。现在套利机会越来越小了，越来越少了，所以新一代企业家很大一部分必须要创新，就是做出别人没有做出来的东西，这个冒险性更大。
另外我们看到了教育程度的提高，八十年代的企业家，大部分没有上过大学，很多甚至高中都没有上过，可能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但是今天如果没有上过大学，你要成功就比较难了，这就是水涨船高。今天的企业家也需要具有国际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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